在科举考试中，有的考生与考官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办法之一就是在试卷上做标记。考官在评卷之时，凭事先约定的标记徇情给分。为了防止用这种办法作弊，采取了试卷弥封和誊录的办法。

弥封，亦称糊名，即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家世等记录封贴，使考官不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爱憎，厚薄于其间，以革容私之弊，杜绝阅卷时舞弊。弥封之法始于唐代，到了宋朝，淳化三年（992 年）三月，太宗御崇殿复试合格进士，根据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糊名考校。景德四年（1007 年）十二月，礼部侍郎周起患贡举不公，奏请将糊名法用于省试，得到真宗采纳。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真宗对宰相王旦等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明道二年（1033 年）七月，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弥封卷首。”从此，糊名考校就不仅施行于殿试、省试，也施行于诸州发解试了，并成定制。弥封制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日臻完善，考生姓名、籍贯等弥封之后，编上字号，皆以三不成字为号，并分别加盖印章。若遇到私启弥封的，要给予降职或免官处分。但是，糊名之后，考官虽不能从试卷上看到考生姓名，却还能根据笔迹或事先约定的标记进行辨认，以私情取舍。为了纠正此弊，又立誊录之法。

誊录制始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 年）的殿试，后历代均实行此法，并用于各级考试。据《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十册《选举七之九》记载：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 年）五月十三日，“帝招王钦若等一十一人于内阁糊名考核，分为六等，别录本，去其姓名，召两制尚书丞郎、两省给谏、馆阁官凡三十人，分处殿东西阁覆考之。”糊名之后还要别录本，可以说这是誊录制度的试验。该殿试誊录制度规定：誊录官必须依试卷原文誊录，不准随意窜改文意或增减字句，其誊录完后交校勘官校对，经校勘官与原文校对无误后方可标号弥封，送考官再定等。举人的亲笔试卷称为真卷，送交弥封官保存，以备核查；誊录卷被称为草卷，送考官评阅。主考官只能看到草卷，从而识认字画之弊始绝。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以后，誊录制度在殿试、省试中正式实行，并设有专门机构誊录院。其具体工作程序是：“令封印官封所试卷付之，集书史录本，诸司供帐，内侍二人监焉。命京官校对，用两京奉使印讫，复送封印院，始送知举官考校。”考官阅卷之前，要经过弥封、加印、誊录、校对等步骤，已经非常严密和规范了。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 年）以后，随着弥封制度在解送试中普遍推行，誊录制度也逐渐被采用。

糊名、誊录制度的建立，对于防止主考官的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仁宗时，郑獬很有名气，非常自负，国子监解送，将他名列第五，他感到十分委屈。在谢主司启中他大发牢骚，说自己像汉代的飞将军李广那样天下无双，自己的遭遇却像唐代的文学家杜牧，尽管有《阿房宫赋》一般的绝妙文章，但是也只能名列第五。他还把自己比作骐骥、巨鳌，把主司比作驽马、顽石。说什么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看后，恨之入骨。后来，郑獬参加殿试，这位主司又担任考官，他一心想使郑獬落选以报其不逊，并把一份卷子误认为郑獬所作而加以斥逐。后来拆封，郑獬却以第一名及第。神宗时，苏轼对一个叫李方叔的人十分赏识。李方叔应省试，苏轼恰好担任考官。他看到一份卷子以后，以为是李方叔所作，十分高兴，手批数十字，并对参加评卷的黄庭坚说，这一定是我的李方叔了！拆封后，这份试卷的作者却是章持，李方叔的卷子竟然落选了。弥封誊录制度在殿试、省试以及解送试中的实施，使阅考官不仅无法知道考生的姓名，也无法通过笔迹来猜测，从而进一步保障了评判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弥封誊录之法的实行，是科考制度中防弊措施的重要改革。首先，它使科举考试更加严密，监督机制更加完善，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徇情舞弊。其次，它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士族、庶族乃至寒士之间的等级界限，基本上排除了权贵和关系的直接干扰；实现了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选才原则，从而为科场上的平等竞争提供了重要保证。时人曾赞颂：“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