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教育有官学与私学两种。官学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类。地方官学始建于汉景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官学。中央官学即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西汉武帝草创太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其在学人数，至西汉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亦设员三千。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建武五年（29 年）十月，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太学，距皇宫 8 里，学业重开。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与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明帝时，据《后汉书·樊准传》载：明帝“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一次为诸儒讲论经典，“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太学声誉日高，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顺帝继位后采纳翟酺建议，修缮太学，开拓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c，其讲堂长十丈、广二丈（一说三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顺帝死后，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

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为此，灵帝在熹平四年（175 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用赞誉的笔触表达了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

太学生可由太常在京师和地方直接挑选，也可由郡国道邑等地方举送。太学制度严谨规范，以德、才、仪表为选拔标准，任何人都有机会进入太学学习。太学没有严格的授课和年级制度，学制宽松，但极其重视考试，考试内容为《五经》，考试是决定学生能否入仕的一条途径。

两汉的察举、征召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无论孝廉、茂才还是贤良、文学等均须考试，考试的方法有射策和对策二种。射策是抽签考试，对策是命题考试。

射策是汉朝太学惯用的一种考试方式，始创于汉武帝时期。《汉书·儒林传》记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萧望之传》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后汉书·顺帝》又有“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此种方式类似于今天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阐发，最后根据学生的解答情况判定成绩，合格者将授予相应的官职。

与射策相比，对策为主要的考试方式。皇帝亲览其策，要求策文侧重于分析为政之道、时政弊端，具有很强的政治实用性、针对性，重在考核对策者解决时政问题的能力，即所谓“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对策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对策者必须回答，不能有所选择、取舍。对策的级别高于射策，但射策的方式比对策更公正、公平，“隐问难之条以防假手宿构”，可以有效地防止作弊。

两汉时期选拔人才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察举是否得其人，还须经过考核，量才录用。这种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举而无实或仅凭考试决定结果的情况，在选拔人才方面更全面、更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