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斑斑 | 梁柱间的史诗

《营造法式》在近千年后再遇知音

故宫博物院藏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书影。（图片来源于故宫博物院官网）

　　坐在斗拱上的梁思成。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曾以相当大的精力测绘古建筑，为此需要在积满灰尘的梁架间长时间工作。（资料图片）

　　《营造法式》的面世是为预防建筑工程腐败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如此评价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一个孕育了苏轼、司马光、朱熹等文史哲大师的时代，是一个诞生了活字印刷术、水运仪象台、法医学体系等伟大发明与创造的时代，而宋人的审美与精雅的生活方式，近年来越发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在宋代灿烂的文化星空中，有一部著作展现了我国古代建筑事业的伟大成就，凝聚了古代工匠的营造智慧，这就是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

　　李诫何许人也？李诫是北宋一位官员，他在主管宫室营造的将作监任职十七年，从将作监的主簿一路干到将作监的负责人。宋徽宗在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大兴学校时，他曾主持营建“辟雍”。辟雍是古代皇帝尊崇儒学、宣扬教化的重要礼制建筑，辟雍的形制相当独特，建筑四面环水，以此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具有实际营建经验的李诫是编写《营造法式》的合适人选，那么《营造法式》又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用建筑学家梁思成的话说，《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它的性质略似于今天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北宋政府之所以出台建筑规范，是因为北宋中晚期建筑业中腐败丛生，有的偷工减料以致严重影响房屋质量，有的事前虚报物料用量挪作他用。从《营造法式》的成书过程也可看出政府修书的目的。早在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朝廷就曾命将作监编写《营造法式》，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编成，但是这个版本对于建筑用料的定额规定得过于宽松，官员和工匠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太大了，不利于杜绝弊端，于是朝廷下令重修，重修的重担落在了李诫身上。

　　李诫为了修好《营造法式》，广泛参考各种典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放下古代读书人对工匠的种种偏见，向他们请教有关问题。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李诫编完《营造法式》并进呈朝廷，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由朝廷正式刊印《营造法式》。

　　我们今天看到的《营造法式》正文共三十四卷，分为四个部分：前两卷“总释”“总例”相当于一部古代建筑术语辞典；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介绍了石作、大木作、小木作、竹作、瓦作等十三个工种的营造规范；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规定了各工种的用工及用料定额标准；最后六卷是193幅图样。

　　据说李诫颇有绘画才能，其画作曾被艺术修养很高的宋徽宗赏识，可惜没有画作传至今日，倒是这193幅图样不仅令人赏心悦目，而且科学史家认为它们具有重要的价值。李约瑟在研究过这些图样后大为赞赏：“李诫绘图室的工作人员所作出的框架组合部分的形状表示得十分清楚，我们几乎可以说这就是今日所要求的施工图——也许是任何文化中第一次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工程师常常对古代和中世纪时候的技术图样为什么这样糟糕而觉得不解，而阿拉伯机械图样的含糊不清就是众所周知的事。中世纪的大教堂的建筑者是没有较好的制图员的……西方是无法可与《营造法式》相较量的。”

　　梁思成初读“天书”惊喜之外更苦恼

　　随着朝代更迭，宋代编制的《营造法式》不再具有官方营造规范的地位，元、明两朝官方没有重刻过《营造法式》，清朝则有自己的营造规范——由工部编写的《工程做法则例》，但《营造法式》这本书并没有失传，一些读书人仍关注此书，或得宋本精心收藏，或手抄其书传之后世，这使20世纪初期重新发现《营造法式》成为可能。

　　1919年2月至5月间，北洋政府与广州军政府和谈，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谈”登场，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是朱启钤，和谈期间，他偶然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发现了《营造法式》，并出版了一个石印本。

　　南北和谈最终破局，朱启钤自此退出政坛，谁也难以料想到偶然发现的《营造法式》竟成了他此后事业的一大重心。由于石印本错误颇多，他邀请好友、藏书家陶湘以多个版本校勘《营造法式》，1925年出版的这个版本即“陶本《营造法式》”。

　　陶本出版当年，梁启超就从朱启钤这里获赠了一套，他随即又将其寄给了远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儿子梁思成及其未婚妻林徽因。梁思成时年25岁，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在寄去的信中，梁启超称“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望梁思成、林徽因“永宝之”。传记资料告诉我们，翻阅了这部杰作后，梁思成先是感到巨大的惊喜，随即陷入了巨大的苦恼中，因为它就像天书一般难以读懂。

　　这对于一位成绩优异的建筑系学生而言当然是一种挫败，但挫败的背后还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梁思成在宾大接受的是以布扎体系（又称巴黎美术学院体系）为代表的西方建筑学教育，熟知西方建筑的历史，与此同时他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的珍视，对其进行研究，撰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而当被老师古米尔问及中国建筑史时，梁思成只能回答尚未有专著问世。西方人当时尚未注意到中国古代建筑的价值，日本人已开始注意到并有了一些成果，倘若中国人不能写出自己的建筑史，这块阵地就要被别人占领，这是梁思成绝不能容忍的事。

　　写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这个梦想深植在梁思成的心中，而要实现这一梦想，《营造法式》是必须跨过的难关。从25岁起，对于《营造法式》的思索将伴随梁思成的余生，以致它点滴渗透到了梁思成学术之外的生活：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从诫——跟从李诫。

　　梁思成于1928年9月回国，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此时日寇加紧侵略东北，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三个月，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到北京，不久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者，正是前文提到的朱启钤。在1929年3月朱启钤撰写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揭示营造学社的首要任务是“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他还强调要用科学的眼光对《营造法式》作一番系统的研究，非如此“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这番设想是不错的，梁思成、刘敦桢等建筑学家的先后加入，让设想开始落地。

　　踏访神州，通过古建筑实例解读《营造法式》

　　直攻《营造法式》困难重重，梁思成由今溯古，选择先攻下清朝工部编写的《工程做法则例》。1932年，梁思成初步完成《清式营造则例》的写作，两年后正式出版。他能在短时间内掌握清朝官式建筑营造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距清未远，有大量建筑实例可考，还可以请教有经验的工匠。

　　《营造法式》是宋代的著作，宋朝的工匠是找不到了，但他们的作品还散布在神州大地上。从宋代建筑实例入手研究《营造法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为此，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踏上了寻访古建筑的旅途。在城市或乡村中与一座千年前的古建筑相遇，这听上去就很浪漫，但不要忽视1930年代的交通情况。

　　今天从北京去到梁思成探访的第一座辽代建筑蓟县（今为天津市蓟州区）独乐寺，只需坐不到一个小时的火车，而1932年梁思成一行人坐汽车去蓟县却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他们到蓟县时已成了“土地爷”，浑身上下都是泥土。拍拍身上的泥土，他们爬到梁架间进行测绘，又沾上了厚厚的灰尘。

　　脏点累点都不算什么，梁思成和同仁为测绘古建筑，有时还要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1933年，梁思成来到山西大同，测绘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塔高67.31米，梁思成和助手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靠着一根生锈的铁链攀上塔刹进行测绘，当时的场景相当惊险，事后梁思成回忆道：“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六十多米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山西是中国古建筑天然的博物馆，这里蕴藏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当时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找不到唐代遗构了，中国人要想看唐式木构建筑只能去日本，但梁思成却坚信中国仍存唐代遗构。功夫不负有心人，1937年，他在山西五台县发现了佛光寺大殿，当梁上的题记显示这座建筑建造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时，梁思成和同仁欣喜若狂，好好庆祝了一番。佛光寺大殿的发现，将梁思成的寻访古建筑之旅推向了高潮，但很快情况急转直下，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响起。

　　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包括营造学社在内的许多学术机构迁往西南，梁思成全家也随之前去。迁到西南之初，营造学社尚能支持社员在西南一带做田野考察，此后因经费短缺，学社活动陷入停顿。在危难时世中，梁思成继续在古建筑研究领域前行，不能外出考察，那就在家中埋头写作吧。

　　1940年，营造学社迁到了四川宜宾一个叫李庄的地方。在这里，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两部大作，他终于实现了当年求学时萌发的中国人撰写自己的建筑史的梦想。《图像中国建筑史》是用英文写成的，它迟至1984年才正式出版，书稿一度为他人占有多年。梁思成在宾大的同学、建筑学家陈植评价此书“是中国建筑学家第一次以英文撰写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建筑简史……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同样命途多舛的是梁思成对《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1940年前后，梁思成认为“可以着手对《营造法式》开始做一些系统的整理工作”，他将这种整理看成是翻译，“把难懂的古文翻译成语体文，把难懂的词句、术语、名词加以注解，把古代不准确、不易看清楚的图样‘翻译’成现代通用的‘工程画’。”他在“工程画”的绘制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在没有制图软件的时代，梁思成完全用双手绘图，而这些“工程画”今天看来就像艺术品一样精致。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一方面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学任务很重，另一方面为城市规划、古建筑保护等出谋划策，《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时断时续。梁思成于1972年逝世，生前他基本完成了《营造法式注释》的上卷，几位助手完成了剩余的工作，于1980年代出版。2001年，《营造法式注释》全书出版。

　　从李诫编成《营造法式》到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全书出版，时间过去了898年，文化的传续与光大有时需要隔代的知音。都说知音难觅，就是等上一千年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