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课是促进官员廉洁奉公、不贪赃枉法的关键，但元代的考课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只有升职一种，只要任职年限达到标准，就可以升迁，至于政绩、功过等则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就决定了元代的考课制度不能行使其真正的职能。

元代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元史·选举志四》记载：“凡随朝职官：至元六年格，一考升一等，两考通升二等止。六部侍郎正四品，依旧例通理八十月，升三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考满升二等。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三十月考满升一等，两考通升二等。”《元史·选举志四》还记载了升职的时间：“省部定拟：从九品拟历三任，升从八。正九品历两任，升从八。正八品历三任，升从七。从七历三任，呈省。正七历两任，升从六。从六品通历三任，升从五。正六历两任，升从五。从五转至正五，缘四品阙少，通历两任，须历上州尹一任，方入四品。内外正从四品，通理八十月，升三品。”

元代的考课一般是由中书省、吏部等部门主持进行，而由御史台、行御史台、肃正廉访司这些检察机关负责监督。考察官员时，元代的考课制度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每一个官员都有一个类似档案的记录，上面有官员的姓名、籍贯、年纪、科名等个人信息。二是官员的升职与否要参照在职时的具体表现。三是外任官的考核以行止簿为根据进行考课，行止簿记载的应是官员在任时的政绩与所犯过失。

元代对职官和吏员采用不同的考绩标准。对吏员的考绩主要有三点：首论行止，次职吏能，次计日月。这种考绩主要是为吏员出职做准备。而对职官的考绩，除有特殊功过者外，主要是看任职年资，又称计年之制，即凭年头、熬资历。《元史·选举志三》记载：“内任官以三十月为满，外任官以三岁为满，钱谷典守以二岁为满，而理考通以三十月为满。考满升迁。内任官率一考升一等，十五个月进一阶……外任官或一考进一阶，或两考升一等或三考升二等。”这种纯粹以资历为标准的考核制度，显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故元朝统治者在实践中也不得不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到至元八年（1271 年），又提出了以五事课守令的补充规定，五事是：户口增、田野辟、词讼减、盗贼息和赋役均。这就在对地方行政长官（即州县守令）的考核中，增加了实际政绩方面的 5 项具体要求，这种修正无疑是一种进步。

相对于其他朝代，元代的考课制度是比较粗疏的。如居官的时间成为决定官员能否升职的最重要的因素；官员只有在任满时才会有一次考课的程序等。这对考核官吏的贤愚，纠察官员的勤惰与腐败显然不利。考课是保障吏治的一项重要制度，而元代考课制度的粗疏与元代统治的迅速瓦解，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