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思想

周公认为，任人是否得当关系到国家命运，因此，任用的人必须具备“嗣前人，恭明德”的品质：勇挑重任，目光远大，敢做一番大事业。这就是周公任贤思想的出发点。他指出：汤所以能够建立商朝的统治，是因为有伊尹的辅佐，其后的商王，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祖乙有巫贤，武丁有甘盘。由于有这些良臣的辅助，商朝才得以“多历年所”；周族的盛起和克商，与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诸人的文韬武略密不可分。因此，他极为重视人才的选拔。而“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则是周公求贤若渴的形象写照。

周公并将贤人的标准概括为三点：“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即从实际的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来考察所用之人。周公坚决反对以貌取人，他说：“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周公认为，凭外貌选拔出的肯定不是名副其实的贤人，所以规定：“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俭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强调治理国家，千万不可任用 奸佞贪利的小人，应当任用贤能善良的人。

据《逸周书·官人》篇，当成王问及周公“惟民务官”而如何方能“论用有征”时，周公提出“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的“六征”观人法；在详论官人的“六征”时，周公曾明确提出“廉”的概念。如在论“观诚”时说“其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私”，又说“省其交友，观其任廉”，还说“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在论“观隐”时说：“民生则有阴有阳，人多隐其情饰其伪，以攻其名”，“有隐于廉勇者”，即“（注：原文缺）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称其说，以诈临人，如此，隐于廉勇者也”。在论“揆德”时指出，“直方而不毁，廉洁而不戾，强立而无私，日有经者也”。在论“观色”时提出“诚洁必有难污之色”，实际上也与“廉”的概念有关。周公这些论述虽不尽科学，但在鉴别、考察人才以期知人善任上具有创始的意义，对后世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由于周公推行了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周初，大批人才涌现，为巩固周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任人唯贤的做法也给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勤政思想

周公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要身体力行、勤于政事。周公在《周书·无逸》中作了个生动的比喻：“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相 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 谚， 既诞。”周公意在劝诫统治者不要贪图安逸，要了解劳动者的疾苦。他指出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就连劳动者的子女也常常不知道父母耕作的辛苦，何况高高在上、深居简出的君主！

周公认为要想真正理解“稼穑之艰难”，就必须深入生活，体察民情，体恤民隐。因为历史上凡是能够“爰知小人之依”的明君，无不享国日久，成功地统治着自己的国家；而那些“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的昏暴之君，全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周公敏锐地看到国家内部两个对立的阶级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假若统治者要牢固地保持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让被统治者能够活下去；而要使他们活下去，就要尽力接触民众，了解他们的疾苦，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这就是“勤政”。从另一方面讲，统治者也要适当地限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这也是勤政。周公的廉政思想以保民、任贤、勤政几个方面最为丰富，对中国廉政思想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和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