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期，对人才的选拔实行“世卿世禄”制，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能世代为官。至两汉时期，统治者意识到要想使统治长久不衰，就需借助于贤能之士，广招贤才，为此，制定了一套自下而上的官吏选拔制度，即察举制。察举制始于汉高祖，形成于汉武帝，完善于东汉。
两汉时期察举的标准，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中说：“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察举制度科目繁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
1. 孝廉
孝廉即孝子廉吏，“孝以选民，廉以察吏”。于民则举“孝”，在吏则兴“廉”，孝廉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廉则为官之本，民之表率。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二年，下诏，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至武帝时，也曾下诏：“‘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因此，直到汉武帝后，孝廉才被正式确定为用人制度。
两汉时期各个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一定的人才。章帝时，“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和帝时，“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少不同而名额相同造成的不公平，和帝采纳司徒丁鸿、司徒刘方的建议，实行按口率察举之法，即“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孝廉作为汉朝官吏的进身正途，为汉朝统治阶级选拔出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官吏，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茂才
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茂才本称“秀才”，因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名讳改为茂才。茂才始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 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将茂才比为千里马，可知朝廷对人才期望甚高。建武十二年（36 年），光武帝下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三公、光禄、御史、州牧等岁举茂才各一人，从此，茂才成为仅次于孝廉的察举科目。
茂才作为东汉的一种选拔制度，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举荐，因为要求严格、任用严谨，所以尽管举荐者较多，但每年被察举的人数却很有限。东汉时每年只有二十人左右，人数还不到孝廉的十分之一。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自茂才，如班彪、郑玄、孙权等。
3. 贤良方正和文学
贤良方正和文学也是汉朝察举中常设又受重视的科目。文帝、武帝诏举贤良方正，得举者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皆称“举贤良文学”。据统计，两汉时期共诏举 36 次，时间上没有定制。
贤良方正多是“能直言极谏者”，目的是广开直言之路。文帝二年（前 178 年），汉文帝下诏云“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依照皇帝诏令的规定，由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表现特别优秀者，则授以官职。此后，两汉屡有诏举贤良方正之令。至武帝时，复诏举“贤良”，“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汉朝诏举贤良方正多在日月之食，冰雹虫害、瘟疫等自然灾害之后进行。依据天人感应说，汉朝统治者认为各种灾异都是上天对人世与统治者的谴告，灾异降临，就说明统治者有过，“灾由政出”，故而统治者必须做自我检讨，并下诏书求贤，征求意见，匡正过失，“消灾化异”。两汉时期此例较多，文帝二年（前 178 年），曾举诏“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文帝十五年（前 165 年），又因为灾异再次举诏“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不逮”。
另外，两汉时期还有一些临时的选官方式，如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对于这些临时方式，国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