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字东园，陕西省吴堡县张家山乡寺沟村人，当代著名小说家。1928年5月在米脂东校高小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31年入榆林省立第六中学，手不释卷地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高尔基等中外作家的大量作品。1935年升入西安高中后即任《救亡线》编辑。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即在上海《中学生文艺季刊》上以“柳青”笔名发表《待车》短篇小说。1937年考入北平大学，因日军侵略返回西安，在《西北文化日报》任《战鼓》文艺副刊编辑。同年11月，入西北临时大学俄文选修班，1938年，受党组织指示，离开西安，到延安革命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
1938年5月至1939年7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做秘书工作。1940年6月曾以《新华日报》特派员身份随军采访写了许多战地通讯报道，并写了《牺牲者》《地雷》等十多篇有关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1942年后，在米脂下乡近三年，写成长篇小说《种谷记》(1947年5月出版)，1947年写出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1年3月出版)，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写工农兵的知名作家。
1952年5月，柳青任《中国青年报》副刊主编，他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离开城市，来到长安深入生活，1952年8月，任陕西省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他在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住中宫寺），并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在长安的14年间，柳青先后出版散文特写集《皇甫村三年》(1956年出版)、中篇小说《恨透铁》(1959年出版)和长篇小说《创业史》。《创业史》以长安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为背景，广阔而深刻地描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各个阶级、阶层的心理、情感、生活等的变化过程。出版后被译成英、日、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中外读者给予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中，柳青受到诬陷迫害，他爱人马葳被迫致死。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被接到北京治病。1974年，他抱病返回长安，对《铜墙铁壁》和《创业史》第一部进行了精心修改，出版了《创业史》第二部第一卷。他病势垂危，插着氧气管，蜷曲在床上，还在加工修改《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卷，未及完稿，与世长辞，终年62岁。
柳青逝世后，遵照他“我离不开长安这块土地，离不开长安人民，我死后把我送回长安埋到皇甫原上”的遗嘱，把部分骨灰安葬于长安县皇甫乡原上冯家堡村西。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柳青故事。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陕西时再次强调：“要鼓励文化工作者像当年柳青、杜鹏程那样，走进人民、了解人民、讴歌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2017年10月19日，习近平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像他那么接地气，那么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
柳青既是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作家，又是严守职责、体察民情的共产党员，群众的知心朋友。他没有“官架子”，不搞特殊化，生活简朴，家风廉洁，堪称共产党人的典范。
百事管
蛤蟆滩有几个村子，多年来流传一种“粗脖子病”，柳青就走门串户了解得这种地方病的原因。当他知道主要是这里吃的水有问题时，又寻方问法，建议群众吃碘盐、打深井，改变吃水条件，消灭这种地方病。后来，王家斌带领胜利大队的群众打深井时，他高兴得不得了，每天都到井上来看，一会儿当参谋，一会儿做帮手。一天下午，打井出了问题，他跟群众一起，一直熬到第二天天亮，连头一天午饭吃没吃也忘了。有人问他：“你在县上是分管啥工作的？”他风趣地回答：“凡是群众需要我管的事，我都管。”他看到皇甫村一带农民居住在原下，种地在原上，生产极不方便，便建议在原上建立了20多个生产点，将麦场、饲养室迁到原上，减轻了群众的劳动强度。
不搞特殊化
不要救济粮。当年农村食堂化时，柳青的陕北老家常来人，粮不够吃。乡长董廷芝说，把救济粮给你弄上200斤。柳青一愣，双目圆睁：“这绝对不能要，你怎么能这样办？娃们买浆水菜吃，农民吃啥咱们吃啥。”
收了东西要给钱。高湾村的高春学提来一筐队上刚分的红薯，非要送给柳青吃，柳青不要，高春学死活不拿回去，“队上分下的，我吃你没吃，我心里不舒服。”柳青只好留下，让妻子马葳给了钱。队上偶尔送点菜来，一定要给钱。一次送来些洋芋，队上二分一斤，市价四分，他和马葳非按市价付款。有一年春节前，生产队杀猪分肉给社员，王家斌组分完猪肉剩下了二斤四两肉，他拿给柳青，柳青不要，说，“群众的东西不应该送人，更不应该送我。”王家斌急了说，“你就是我村的社员么。”两人不相让，最后折中，让马葳按每斤0.88元市价付给了王家斌，让他拿回去上账。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一天早上，一位衣着破烂的老大娘提一筐筐，里面放20多个鸡蛋，是她娃想办法搞来的，让给瘦弱的柳青补补身子，柳青说：“国家遇上困难，我得按国家供应标准吃，这是共同度荒的纪律，我不能带头破坏。”他婉言谢绝老大娘，让妻子搀扶着送大娘回去。
不违规安排工作。老家五弟来西安找柳青让给安排工作，柳青说：“难办，回去当农民，照看好儿子。”公社负责人给县上打了报告，让五弟当粮站职工。柳青知道后，双眼闪动着逼人的光：“我如果是皇甫的一个普通农民，你给办吗？”五弟只好回老家务农。
生活简朴
“百宝箱”。柳青和雷锋一样，也有一个“百宝箱”，里面钉子、螺丝、电线头、锤子，啥都有，家里鞋破了自己钉，什么东西坏了自己修，柳青成了修理工。
开支节简。柳青家里人口多，日子经常过得紧紧巴巴，七个孩子要管，岳母、小姨子一起住，还得给内弟寄钱。生活开销上能省就省，生活用具是物尽其用，一定要用到不能再用。娃们穿的破旧，家里连一块好被子也没有，让人觉得小气、吝啬、寒酸。
家具就烂成那样！文革几次抄家，以及农村也在斗争会后“参观”柳青“别墅”，并要强占做指挥部，一家人被迫搬家。搬家那天，邻居们来帮忙，也有一些人来看热闹，不知这个大作家有什么金银财宝。一直到搬完，人们才叹一口气：“唉，这么个大人物，光些书，家具就烂成那样！”
没有像样的衣服。柳青为了写作，在长安县农村工作生活，他完全农民化了：矮瘦的身材（80来斤的体重），黢黑的脸庞，剃光头，留胡子，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冬毡帽，夏草帽，只是有一副文人作派的眼镜及那双睿智的眼睛还能显出文化人的特质。他的这种打扮，让他也在外出时受到“低看”。1963年日本作家木顺下其来访，因没有像样衣服未去机场接客。印尼一个作家代表团来访，也因没好衣服而未去见客。妻子抱怨说，“你看人家谁和你一样？”柳青说，“不学人家的样，再说农村穿太好群众会躲着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柳青家里的院子种有菜地和果树，有苹果、桃、杏、石榴和葡萄，每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他和妻子都会分一些给周围的邻居吃。简朴是他一生的本色。他曾经说过，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以及作家要唤起读者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他是坚定的知行合一的身体力行者。
廉洁家风
教子自强。柳青教子用正道，不给子女攒钱，不给子女“走后门”，他对子女们说：“你们弟兄姐妹几个，谁也不和谁拉关系走后门，谁也不凭谁升官发财，一人一个本事，一人一个生活。一句话，前途呀，生活呀，是自己创造的。”一次病重，七个子女（柳青和前妻马纯如生有二个子女）有六个都来到他身边，他挣扎着说：“娃们，我一天不如一天了。你们自己给自己想出路，不要靠我，谁也靠不上我。你们的爸爸在银行不存款。你们自己靠自己，漫长的生活道路是自己闯的嘛。在学习上，在前途上，在事业上，谁也不要服谁，互相竞赛嘛！”孩子们也很争气，七个子女先后都是大学毕业，都在为社会做贡献。
公私分明。柳青做事情很讲原则，公私分明，公家的便宜一点都不能沾。子女们小时候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去割草，村里的孩子在地里掰了几个玉米棒，分给了他们几个，他们拿回家让父亲看到了，问他们是哪里来的，子女们如实地告诉了他，他听完了十分生气，说生产队的东西是公家的，公家的东西怎么能往家里拿，马上要子女们送回去，最后母亲就领着孩子们把玉米棒交到了生产队队部。
妻子与他同甘苦。马葳24岁嫁给了柳青，没享什么清福，她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忙里忙外，多年了连块手表也没有。她和柳青生了五个孩子。文革中柳青受打击，她也受牵连，但她没有出卖人格和原则而苟延残喘。当造反派无理逼她交出柳青预支的稿费，她绝望地拿出仅存的母亲500元棺材钱上交。她41年的阅历终于承受不了这横来灾祸，投井身亡。柳青悲愤地写下了一首40句五言乐府体悼念亡妻诗。
不留存款。他经常教育子女：“咱是长安皇甫村人，咱也是王曲公社社员。”1959年3月，柳青把《创业史》第一部稿费16065元全部交给了王曲公社，公社用这笔钱办起农械厂，后又将厂房交给王曲医院，使医院医疗条件得以改善。1961年，他又让中国青年出版社预支了5500元稿费，帮助皇甫村架设电线电杆。其实，这时的柳青一家七口人，加上陕北两个侄子经常住在这里，日子也并不宽裕。柳青的哥哥来找他借钱，柳青没有给，哥哥生气地走了。马葳从社里借了20元钱，撵上原，给了他哥。柳青没有积蓄，他说：“娃们将来要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他们大了要给社会做贡献，给国家创造财富。我把钱留下，他们就不想努力工作和学习了，就想靠着先人活着。”“存下款没有什么好处，你们娃之间闹不好，既影响团结，又限制自己进步。”“爸爸一毛钱也不给你们留，你们首先要能养活自己，才谈得上对社会做贡献。”这就是柳青的金钱观。
嫁女赠诗。大女儿刘可风在结婚时，柳青没有陪送东西，只送了一首诗：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有求不应。柳青二哥在家操持家业，对全家作出了很大贡献。二哥的大儿子赴朝作战时，向柳青提出要一块手表。柳青觉得不妥，便解释说：“你是一个普通兵，不必特殊于一般人，有手表倒不如没有好，战士都没有嘛！”终于没有给。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柳青《创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