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毕业于船政学堂的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深震撼了中国人。 右图：老照片中的马尾造船厂。马尾造船厂创办于1866年，是当时中国技术最先进的一座造船厂。 （资料图片）
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经海而来，以坚船利炮屡次叩开中国国门，引起了空前的海防危机。为了应对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自强”尤其是“海防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留下了可观的遗产，船政即其一。
1866年6月25日，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根据自己多年思考所得，上奏朝廷，申请在福州马尾一带地方设局造船，更新海上武装，保卫海疆，实现“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的宏伟目标。这一机构后来被命名为总理船政，简称船政，首任总理船政大臣为沈葆桢，筹办船政亦是沈葆桢毕生最大的业绩。
船政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专门负责海防近代化的国家机构，具有制造、教育等重要职能，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船政历经百年发展，所积淀和生发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财富，统称船政文化。船政文化不仅是福州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也见证了近代中国人在艰难时世中图强自立的历程。
在造船工业上坚持“主权在我”
船政从创建伊始，在工业生产方面就坚定秉持着“权操诸我”的原则，即主权在我原则。
由于近代化的海军、舰船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陌生的新事物，为了实现相关技术的跨国转移，船政采取的是技术承包的做法，以高额的报酬为吸引，以西式的合同形式为规范和约束，雇佣、委托欧洲技术团队，要求西方人员接受中方管理，负责在短短数年间协助中国实现建厂、育人等一系列目标。
1866年末，船政的基础建设在马尾中岐乡一块濒临闽江的土地上开工，总占地面积340余亩。为了确保完全掌握近代舰船的建造技术，消除未来在技术和产品方面被封锁的威胁，船政要求与军舰相关的所有工业产品，都要在船政建起专门的生产线。
为此，大到蒸汽机、锅炉，小到缆绳、耐火砖，全部实现国产自造。至1870年代为止，船政先后建设了轮机厂、锅炉厂、铸造厂、船厂、打铁厂、帆缆厂等十余个车间，史称“船政十三厂”。
与此同时，船政从福建以及邻近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招募工匠，培育出了三千余人的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人数之多在当时是少见的，并实现了中方人员自己管理和组织西式工厂生产的目标。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短短数年间，船政首先建造出了中国最早的千吨级蒸汽动力军舰“万年青”，亚洲国家自造的第一艘巡洋舰“扬武”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蒸汽动力舰船，并自行设计建造出了大型舰用蒸汽机。
而后，随着中外合作合同到期，船政工业进入中国人自主自立的阶段，造舰的技术等级不断跃升，从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军舰“艺新”开始，中国第一艘全金属结构军舰“开济”、亚洲自造第一艘大型装甲舰“平远”、中国自造第一艘大型客船“宁绍”等相继问世，创造了中国舰船工业史上的辉煌篇章。
在20世纪初，船政工业又生发出新意。在当时国力贫弱的现实面前，船政人员坚持海防自强的目标，争取“弯道超车”，迅速进军当时刚刚展露出军事实用价值的飞机制造领域。1918年，船政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的航空工业机构“海军飞机制造工程处”，从本就不充裕的船政经费下拨款自主研发海防用飞机，1919年设计制成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侦察机“甲型一号”，而后新机型接连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在船政生产旧址上建成福建马尾造船厂（今为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继续高擎民族工业的火炬。
船政学堂注重教学与实训结合
伴随着新的生产门类、新的科技引进，必然会开设相应的教育机构，以保证中国能掌握相关领域的知识。与近代海军、舰船相关的人才培育，在船政创建伊始就受到高度重视，注重教育也成为船政文化的核心之一。
1867年，船政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成规模的官办新式学校，采取类似西方大学本科的教育模式。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培育工程师，采用法语教学，后学堂培育海军军官，采用英语教学。教育机构的设立，也使得船政的性质超越了单纯的工业制造单位。
船政学堂初期由聘请的欧洲教习执教，后期由船政学堂自身培养出的中国毕业生任教。学堂实行宽进严出的招募、考试制度，学生入校后一方面有优厚的奖学金激励，一方面要面对严格而频繁的考试，学堂的淘汰率高达三分之二左右。
学堂课程设置以西学为主，同时重视培育学生们爱国情操的传统国文教育。在教学方面，则注重课堂教学与舰船、工厂的实训结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学制模式。
船政学堂不仅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急需的工程师和海军军官人才，其学制模式对近代中国海军教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各地设立的水师学堂，几乎全都以船政学堂为师，时称船政学堂为“开山之祖”。又由于船政开办海军学校最早，福州地区成为海军教育开风气之地，形成了一代代福州子弟积极投身海军的独特现象，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出现了“无闽不成军”的奇观。
在开创船政学堂的同时，为了保证大工业生产的有序高效运行，需要大量技术工人，船政便于1868年又开办了一所称为“艺圃”的学校，采取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专门培育专业技术工人，而且授予优秀的技术工人以官衔。
经历百年发展演变，船政艺圃系统衍生出诸多支脉，今天在福建船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福建工程学院、大连海事大学等学校的校史记忆里，都能寻到船政职业技术教育的血脉。
船政英杰灿若群星
相比起船政的工业制造，船政教育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长远。船政的教育部门，在培育专业的机械工程师、海军军官的同时，也为青年人打开了一扇可以接触外部世界的窗口，培育了大量具备新知识、新思想，且具有爱国、科学精神的新人。
由船政学堂、艺圃走出的学子数以千计，以“学”“用”作为标准考察，根据各人的成就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船政学子，随着进入船政学堂、艺圃，改变了自身命运，在毕业之后从事所学专业。
如船政前学堂学生魏瀚，毕业之后被派往法国深造，成为中国第一代舰船总体设计师，操刀设计、监造了“开济”“平远”等著名军舰，为中国近代海军的装备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如后学堂毕业生邓世昌，原本在香港念书，因船政学堂赴香港的一次招生，而与多名同学一起投身船政，由学堂毕业而成为船政舰队的一名优秀军官，后被北洋海军选调，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军官。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邓世昌和同是船政后学堂出身的同学们指挥军舰与侵略者鏖战，上演了“船政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的悲壮史诗，邓世昌指挥“致远”舰英勇作战，最终为国捐躯。
艺圃学生陈兆锵，由于家贫，年仅14岁就被送入船政做学徒，白天在轮机厂跟随师傅做工，晚上在艺圃的夜校学习专业课程。由于学习勤勉，考入船政后学堂，成为一名专业的海军轮机军官。多年后，他成为执掌船政局的局长，开创了船政的航空事业。
另一类学子，则是因为在船政教育机构的学习，获得了新知识、新思想，此后在其他的专业领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后学堂学生严复，在船政接触到了新思想，后被选派赴英国留学，加深了他有关中国自强之路的思考。此后，他以教育、救国、开启民智为己任，成为一代思想导师。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严复译作的影响力并不局限在学术界，通过报纸、出版等大众传媒，当时中国人为其所翻译的英国学者赫胥黎《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而震撼。
前学堂学生陈季同，原本应成为一名舰船工程师，由于所展现出的过人的语言天赋，而成为了一位外交官，用西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用中文翻译西方经典，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艺圃学生林祥谦，经在船政当工人的父亲推荐进入艺圃，毕业后成为船政的一名正式工匠，此后又由船政而进入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厂，目睹军阀的残暴、工人生活的痛苦，林祥谦投身工人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后遭军阀杀害，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犹如漫天闪耀的星光，每一名船政学子，都延续着船政文化发奋自强的精神，并为其注入了时代内涵，使船政文化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