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基本刑就是沿用的前朝唐宋所确立的封建五刑，包括笞、杖、徒、流、死刑。基本刑构成了元朝刑罚体系的主干部分。
（一）笞刑
笞，“捶击也，耻薄也。言人有小过，法须惩戒，加捶挞以耻之。汉时用竹，今时用楚，即荆也”。笞刑是元朝五刑中最轻的刑种，笞刑六等：7 下、17 下、27 下、37 下、47 下、57 下。笞杖规格为大头径 2 分 7 厘，小头径 1 分 7 厘。笞刑之部位是臀部。元朝的笞刑一般以 7 为尾数，但也有例外，元朝后期，“匿税者笞五十”。
（二）杖刑
杖，“持也。言人执持，可以击人也，古者用鞭，今时用杖”b。杖刑五等：67 下、77 下、87 下、97 下、107 下。杖的规格是大头径 3 分 2 厘，小头径 2 分 5 厘。杖之部位是臀部。元朝的杖刑一般以 7 为尾数，但也有例外，元朝后期，“犯私盐、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马者杖一百，旧法犹有存者”。杖刑虽为轻刑，但实际执行时并不轻，“一个人犯了盗窃罪，法不当死，应受一定数目的杖责……有许多人死在这种杖责底下”。
（三）徒刑
徒，“奴也，盖奴辱之”。元朝的徒刑，“皆先决讫，然后发遣合属，带镣居役。”a徒刑五等：徒 1 年，决杖 67 下；1 年半，决杖 77 下；2 年，决杖 87 下；2 年半，决杖 97下；3 年，决杖 107 下。犯人服役地点是“有金银铜铁洞冶、屯田、堤岸、桥道，一切工役去处”。服役期满释放后“充警迹人”。警迹，“谓显人之行止也”b。警迹人是为犯盗者所立的特殊户籍。在警迹人门首立红泥粉壁，开具姓名，犯事情由，每月分上、下半月面见官府接受督察。这是阻止服完刑的人重新犯罪的一种预防措施。
（四）流刑
在元朝，流刑三等：“流三千里，比移乡接连；二千五百里，迁徙屯粮；三千里，流远出军”。流刑的适用是“南人迁于辽阳以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
（五）死刑
在元朝，死刑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死刑分为斩、凌迟处死二等。
（1）斩、绞、凌迟。据《五刑训义》，“死，义曰绞、斩之坐，刑之极也”。而《大元通制》（节文）：“死刑，绞刑，斩刑”。可以认为，元朝前期曾使用过绞刑，由于“盖尝论之，绞斩相去不至悬绝，均为死也，特有殊不殊之分”，最后停止了绞刑。《宪典》《刑法志》均记载了后期执行死刑的主要方法为斩刑。“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凌迟，又称“陵迟”，元朝对恶逆等重罪采用凌迟刑，史籍中多称为“磔”。“斩”与“凌迟”是法定执行方法，但实际执行死刑方式很多。
（2）敲或榜杀。“敲”即杖杀或榜杀，如得财 20 贯“为首的敲，为从的一百七出军”。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刘国杰“械首贼至肇庆，斩之，同恶皆杖死”f；同年王道“生擒贼酋二十三人，悉榜杀泉市”。
（3） 剥 皮。 至 元 十 三 年（1276 年），邸泽生擒罗飞等 3 人，“褫皮以献”h。至元十九年（1282 年），“诛阿合马第三子阿散，仍剥其皮以徇”i 马可波罗说：“对于阿合马那几个效法其父、作恶多端的儿子，一律处以活剥皮的刑罚”。
（4）醢。至元十九年（1282 年），诛阿合马二子于扬州，“皆醢之”。柯劭忞说：“帝欲重惩奸吏，故用法特严，然剥皮及菹醢之法，唐宋以来所未有也。”
（5）烹。烹刑盛行于周及秦、汉之间，秦并设为常刑，元朝极少使用。元朝后期镇压农民起义曾用烹刑，有诗为证：“前岁醢光卿，今年烹志父。”
（6）坑。蒙古军初入中原时，野蛮杀戮反抗者，军法规定：“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至元十三年（1276 年）十一月，阿里海牙攻破静江，“以静江民易叛”为由，“悉坑之”。
（7）枭首。枭者，“磔而悬之于木”，秦代刑。至元十二年（1275 年），大理总管信苴日设计杀死复叛的舍利畏等，“枭首于市”。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刘国杰捕斩广东盗陈大獠等 18 人，“枭其首于州市”。
（8）具五刑。秦酷刑：“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右左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a 至元十二年（1275 年），中书省臣议断死罪诏：“其奴婢杀主者，具五刑论。”
（9）口里填土。口里填土是蒙古旧俗处死方法。察合台之妻告发阔儿吉思背后讲她的粗话，太宗窝阔台下旨“用土填他的嘴”b，阔儿吉思被“用土填嘴而死”。
（10）赐死。赐死主要针对蒙古王室犯重罪者。古代蒙古人信仰萨满教，“认为流血而死，其灵魂必受痛苦。故元代皇族之被处死者，多不流其血”。“赐死”者不流血，也就是不受法定斩刑。《蒙古秘史》记载，俘虏札木合向成吉思汗说：“赐死的时候，请不要使我流血而死。”作为皇族外的人，他也希望得到“赐死”的恩典。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四月，蒙古宗王乃颜与皇族成员结盟，举兵叛乱，六月溃逃，被追兵抓获。马可波罗记下了对乃颜处死的过程：“他们把乃颜裹在两毛毡之间，然后猛烈地摇动，直到气绝身亡为止，采用这种特别刑罚的动机，在于不应该让太阳和空气看到皇室的人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