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囚制度，是皇帝和各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监狱，对在押囚犯复核审录，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司法制度。

宋朝录囚频率之高，对系囚之重视，恐怕在历史上都不多见。因此，不仅皇家朝廷有喜之时要录囚，而且，凡是遇到天灾、人祸、时气异常、星象变化甚至做佛事都可能会诏令录囚。

录囚的人不仅是帝王将相，而且由专门机构负责定期决囚。《续资治通鉴·宋纪》记载，太祖每亲录囚徒，专事钦恤。太宗时期，为防止狱吏为奸，下诏：“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佐，滋蔓逾年而狱未具。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从此规定了长吏必须亲自录囚，不得将囚事委任小吏去做。太宗自己也以身作则，“太宗录系囚，决事至日旰，近臣谏以劳苦过甚。帝曰：‘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冤滞耳，狱讼平允，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太宗录囚决事从早到晚，已相当勤勉。雍熙元年（984 年），由于开封女子李尝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诏本府随所欲裁置之。李无他亲，独有父，有司因系之。李又诣登闻，诉父被絷。帝骇曰：“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尔！”“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决刑狱”，并且因此而下令诸州十日一虑囚。《续资治通鉴·宋纪》还记载：端拱二年（989 年），因为大旱，太宗亲录京城诸司系狱囚，多所原减。同时，命起居舍人宋维干等 42 人分诣诸道按决刑狱。后又派遣 17 名朝官分别到诸路按决刑狱。这种大规模的派员赴全国各地录囚的情况在太宗时期就有多次。《宋史·刑法志》记载：“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录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法司更定律令，必亲为订正之。”孝宗虑囚，都是已经认罪的案件，仍然尽心审阅，可见冤案申雪的机会何等之大。乾道三年（1167 年），孝宗皇帝对臣下说：“朕欲依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数日进入，朕亲阅之，可释者释之，可罪者罪之，庶不为虚文。今后并依祖宗典故。”淳熙十一年（1184 年），针对录囚的疏忽现象，刑部侍郎曾逮请求依乾道九年（1173 年）的做法，令刑部长贰、郎官及监察御史每月通轮录囚，具名件闻奏，庶得纠察之职。帝曰：“可令每仲月录囚。”录囚制度在宋朝坚持得有始有终，但仍然阻止不了监狱的黑暗，从而导致国家的灭亡。